糖纸里的偏爱
快到春节了,此刻,我坐在铜川的家中,窗外是北方冬日的清冷,而思绪却早已飞回了1992年的老家,飞回了那个物质尚不丰盈,却盛满了纯粹快乐的童年春节。
在河南济源那个被太行山风梳洗过的小院里,我是被糖纸包裹起来的宠儿。太行山的余脉像沉默的巨人,守护着这黄土夯筑的院落,院墙上的爬山虎在冬日里褪去鲜绿,只留下干枯的藤蔓在风中摇曳。院子的角落堆放着父亲劈好的柴火,整齐地堆成小山,柴火旁有一口老井,井绳在辘轳上缠绕出岁月的纹路。这里,是我童年最安稳的港湾。
那年我六岁,记忆中的年味,是母亲忙碌的身影,是父亲贴春联时踩着凳子的专注,更是那件压箱底、只在大年初一才舍得穿的新衣裳。而其中最细微、最斑斓,也最牵动心弦的,莫过于一张小小的糖果纸。
在那个年代,糖果是稀罕物。我家里有三个孩子,我是最小的那个,上面有姐姐和哥哥。姐姐大我几岁,已经开始帮母亲操持家务,每天清晨天不亮就蹲在灶台前生火,眉宇间有了大人的稳重;哥哥则像所有男孩一样,皮实、好动,总在院子里疯跑,裤膝盖上永远沾着泥巴,笑声能惊起屋檐下的麻雀。而我,是那个被允许赖在母亲怀里撒娇,被父亲用胡茬扎得咯咯直笑的小女儿,连走路时都要拽着父亲的衣角,像一只粘人的小雀儿。
那一年的年味,是母亲在灶台上忙碌的蒸汽,蒸笼里飘出红枣的甜香;是父亲在院子里劈柴的声响,斧头落下时木屑飞溅的脆响;更是那几颗被珍而重之藏在柜子里的糖果。堂屋的老柜子是祖辈传下来的,漆面斑驳,铜锁早已生锈,但父母仍把它当作“宝库”。柜子深处,用油纸裹着几颗水果糖,糖纸在昏暗的柜子里闷了许久,却依然固执地保持着鲜艳的色泽。父母常说:“等过年,让孩子们甜甜嘴。”姐姐和哥哥总是很大方,他们会把自己的那份省下来,或者在分糖果时,默许我先挑。有时哥哥馋得受不了,会偷偷用弹弓打屋檐下的冰凌子,含在嘴里冒充糖块,逗得我咯咯直笑。
我记得那是一种裹着彩色玻璃纸的水果糖,糖纸在阳光下会折射出五光十色的光,像极了童话里的宝石。糖纸的质地很薄,却像一层魔法膜,将甜蜜封存其中。除夕夜,一家人围坐在八仙桌前,煤油灯在中央摇曳,父亲从柜子里拿出糖果时,动作郑重得像在开启一个神圣的仪式。三颗,不多不少,在灯下泛着温润的光泽。“妞妞,你先挑。”父亲笑着对我说,眼里满是宠溺,皱纹在眼角堆叠成温柔的沟壑。母亲在一旁搓着围裙,嘴角噙着笑,目光却始终落在我的脸上。姐姐和哥哥没有异议,他们看着我,眼里是兄姐的疼爱,哥哥甚至用胳膊肘轻轻碰了碰姐姐,两人交换了一个默契的眼神,仿佛在说:“让小妹先选吧。”
我伸出手,小手指在那几颗糖果上游移,指尖触到糖纸时,仿佛能感受到一丝微凉的甜意。最终,选中了那颗糖纸最漂亮的。那张糖纸是红色的,像年画里娃娃的肚兜,上面印着金色的“福”字,还有一圈细密的花纹,在灯下闪着温暖的光,仿佛将整个除夕的喜气都凝缩在了方寸之间。我把糖果放进嘴里,那份甜意在舌尖上弥漫开来,瞬间点亮了整个味蕾。而那张被我小心翼翼剥下来的糖纸,更是被我视若珍宝。
我把它铺在桌子上,用小手一遍又一遍地抚平上面的褶皱,指尖摩挲着糖纸的纹理,仿佛在抚摸一片珍贵的丝绸。那张糖纸,像一张小小的请柬,邀请我进入一个甜蜜的世界。我把它对着灯看,灯光透过糖纸,把红色的光斑投在墙上,像一朵会发光的花,花瓣边缘还晕染着金边;我把它贴在眼睛上,世界就变成了红色,连哥哥姐姐的笑脸,都染上了一层甜蜜的色彩,仿佛他们都在糖纸的魔法里变成了童话中的人物。我甚至把糖纸轻轻贴在窗棂上,让夜风拂过它,发出细微的沙沙声,像是糖纸在悄悄的讲述一个童话故事。
后来,我把糖纸夹在了哥哥送给我的那本《安徒生童话》里,书页间还留着母亲用缝衣线装订的痕迹。每当翻开书页,看到那张已经有些褪色的糖纸,1992年的那个春节,父母的笑容,哥哥姐姐的疼爱,就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糖纸上的“福”字渐渐模糊了,但记忆中的甜蜜却愈发清晰。多年后,当我回到老屋,在布满灰尘的柜子里翻出当年装糖果的油纸包时,发现里面竟还藏着两张糖纸——一张是哥哥偷偷省下的,另一张是姐姐从同学那里换来的。原来,他们把自己的甜意,都悄悄藏进了我的童年里。
那张糖纸,包裹的不仅仅是糖果,更是父母最偏爱的小女儿的幸福,是兄姐无私的疼爱,是一个家庭在春节里最温暖的记忆。它像一颗小小的糖果,在岁月的长河里,始终散发着甜蜜的光。如今,超市里的糖果堆成山,糖纸的样式也千变万化,但我再也没见过比那张褪色的红纸更美的糖纸。因为它的底色,是太行山风里永不褪色的亲情,是时光深处永不消散的年味。
每当春节来临,我总会想起那个太行山下的小院,想起那个攥着糖纸的小女孩,想起父母眼角的皱纹里盛满的温柔。糖纸虽薄,却足以承载一个时代的温情;偏爱无言,却能让一个孩子用一生去珍藏。那些被糖纸包裹的岁月,早已成为我灵魂深处最柔软的光,照亮了此后所有的寒冬。